曾经有一部风行一时的电影《大浪淘沙》，电影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原本志趣相投，但经过时代大潮的淘洗，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终于走上了迥异的道路，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大结局。这部意识形态色彩强烈、艺术上也远非出色的电影曾给少年时代的笔者以极大的惊悚之感。稍长之后，鲁迅关于新文化运动先贤的一段话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里，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之因缘际会不同而命运各殊的事也见惯不惊了。不过，现代史上的一个人，却由于其前后角色对比过于强烈，越来越引起我浓厚的情趣。这个人，前半身是时代的弄潮儿，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栽了跟头，沦为一个可耻的落水者。这个人就是在中国第一个鼓吹社会主义，抗战中投身敌伪担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抗战后以“汉奸罪”受到国民政府审判的江亢虎。
江亢虎现在是越来越不被人注意了。邓云乡先生曾有感于江氏“知者已少”，特撰《江亢虎其人》一文。他似乎也深觉其人其事难以常理揣度，说其落水是“糊里糊涂送命”，又感叹曰：“‘读书越多越蠢’，过去我常常怀疑这句话。近日看闲书，看到了江亢虎的资料，不禁哑然失笑。这位老先生真有点像是个‘读书越多越蠢’的典型人物。”
从弄潮儿到落水者，江亢虎究竟是不是“读书越多越蠢”，乃至“糊里糊涂送命”？历史不会如此简单，江亢虎也绝不会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物。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如果不是时代剧变，他只能是重复走一条旧士子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但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许多人认识到了这种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江亢虎的舅父、后来的岳丈刘干卿。长期在官场沉沦的刘干卿远非人杰，对社会的理解当然不能和梁启超等人同日而语，但他仅凭经验和直觉就知道，即将来临的剧变中既潜伏巨大风险，也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机遇。1910年初，时年27岁的江亢虎赴欧洲留学途中，转道长沙时，与刘干卿同去观戏。散场后，刘对江说：“人世如剧场，纷纷者皆备节目砌末之用，所谓正角者，全幕仅一二人而已。今海内多事，中国且为新剧场之中心，汝宜勉为正角，否则宁勿登台也。”江亢虎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当时“闻言汗下，期期不能作一语”。其实看他后来一生之行事，就会明白，刘干卿的一席话是有深刻影响的。
“汝宜勉为正角”，时世的进一步发展果然给了江亢虎当正角的机会。因其家庭背景，加上多次出国游历，且积极投身于新闻和教育界，又勤于作文宣传鼓动，青年江亢虎虽只被清廷赏了一个“四品衔”，但却已经是京城瞩目的新派人物了。1910年，江亢虎更因卷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件而名噪一时。江亢虎究竟与此案有没有直接关系，文献不足征。不过，这倒是他和汪精卫的名字第一次连在一起，而这一关系后来竟然决定了江亢虎下半生的命运。
考察清末江亢虎的言行，以当时之眼光视之，说其骇人听闻是不夸张的：1903年，他独揭“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1911年，发表《忠告女同胞》，疾呼中国妇女要赶快从“淑女、良妻、贤母”和“社会的附属品、补助品”，变为“世界上一完全个人”；1911年发起成立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江亢虎如此喜好耸动视听、标新立异，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虽然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言论实在稀松平常，如关于教育、女权的自然源于他在异国游历的经验，“三无主义”也不过拾当时世界风行之无政府主义之余绪，但江氏的活跃总难免给人“好出风头”的观感。梁漱溟先生一家在北京与江亢虎“夙有来往”，晚年著《我的自学小史》，提到江亢虎时，就认为江氏种种立异鸣高的言行“完全出于投机心理”。一个少负不羁之才、长有乡曲之誉的人，有一点出风头、投机的心理，是毫不足怪的，但如果完全将艰难时世对一个青年俊彦的刺激忽略不计也并不公平。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庚子事变之后，前面已有“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惨剧，而江亢虎居然准备趁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京城的机会，拦驾上书请求变法。事虽为其舅父所阻而未成，但从中也可看出，江亢虎和当时大多数旁搜异域求新知的读书人一样，未必就全无一份热烫烫的爱国情怀。毋宁说，济世之心和功名之心在江亢虎这儿是相伴相生的，他不愿意做社会的配角，要做时代的弄潮儿，他也自负拯民救世之才，以为自己的一套理论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有特殊效用。
随着民国的肇建，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政党政治勃兴，建党办报一时蔚然成风。
如果说江亢虎至今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政党史上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因为他不仅是在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而且身体力行，组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根本主张的中国社会党。考察他的思想之旅，自然和他的出洋游历密切相关：1910年他第四次出国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欧洲正呈云蒸霞蔚之势，而从无政府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又是当年中国不少思想前驱大致相同的轨迹。
鼓吹“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这“三无主义”的江亢虎，在清王朝崩溃前夕遇到了麻烦，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革职逮捕”，而到了民国，他的建党活动也并不顺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党的理论不仅和当时的制度，更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
中国社会党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江亢虎被推举为该党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采定党纲八条：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纲领是江亢虎编制的，即使在当时也可能看不出有特别强烈的色彩，实际上是一个调和折衷的产物。江亢虎后来也承认为适应大多数人的心理，“不能尽与纯正社会主义所主张者相符，亦不能尽与各国社会党所主张者相符，并不能与鄙人个人夙昔所主张者相符”。这反映出江亢虎作为党魁的智慧，即使个人极具锋芒，但组党则不能不顾及现实。
尽管如此，上述纲领中的第四条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应。当时中国社会党申请立案，北洋政府内务部就以“规章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等语，核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三款，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之规定相抵触。盖临时约法既明定保护私有财产制度，而该会党乃欲破除私有财产制度，若竟听其见诸实行，不惟约法精神因而破坏，抑且安宁秩序大有所妨”为理由，宣布“该会党所请立案之处，应不准行。”对此，江亢虎回应：“不知此乃学理的断案，尚未著手于实行，即使实行，不过本党党员以其志愿著之遗嘱，自将身后财产捐入公共机关，其与保有财产之自由，亦属毫无抵触……”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和党员回应：个人对自己财产“有自由支配之权……既为其人之自由，是为约法所公许。遗产归公是自由也，非强迫也。”可以看出，面对这个棘手难题，江亢虎及中国社会党颇有应对的策略，一方面是辩解“遗产问题”纯属学理的探讨，另一方面则辩称只在党内宣传，所以是党员个人自由。但官方的敏感大大超出了想象，内务部在发给各省的批文中对这些辩解未予认可，认为“若招集多数人民主张破除现制，即属事关公共秩序，本部即碍难准予立案。”意思是一经成为党纲，就已经是一个公共问题，不仅仅是该党和党员自己的私事。
从以上各执一词中可以发现北洋政府中不乏能员，即使江亢虎力图使中国社会党的面目温和，但内务部官员还是从“遗产处置”这样一个貌似很个人化的问题中，看到了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
虽然不能立案，但看来中国社会党的正常活动并未受到更多限制，相反发展极为迅速。至1911年底，据中国社会党宣传传单说，已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党员达“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当然是和江亢虎的影响力和活动分不开的。叶圣陶日记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成立，少年叶圣陶和朋友顾颉刚、王伯祥等人赴会参观。叶氏日记中记载：“江君亢虎素抱社会主义，曾周游各国，专为考察此主义，归国后竭力鼓吹……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晰，不愧为此主义之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同月18日，叶氏又记：“颉刚谓‘社会主义我深赞成’，挽余及伯祥共入社会党。”当月21日，叶圣陶等人即赴社会党支部谈话会，参加社会党。叶氏并在日记中慨叹，“闻此间党员已有二百人之多。社会主义之流行乃速于置邮，可喜也。”
中国社会党声势很大，但考察其实际影响力则不能太受表面因素左右。和当时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党派一样，中国社会党党员很多不明党义，有些人是一度签名了事，叶圣陶所在的苏州支部是一个缩影。顾颉刚就曾经回忆：“每天踏进支部一似踏进了茶馆，大家尽说些闲谈笑话来消遣时间，早把社会主义丢向脑后，有些人竟放手同女党员们打情骂俏”。
中国社会党因江亢虎而受人嘱目，但该党渐渐衰落同样与江氏有莫大关系。在江亢虎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党注重理论探讨和推动社会变革，不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动有力的政党，乃至党员因是否要参加实际政治运作而产生分歧，直至分裂。宋教仁案发，袁世凯和孙黄摊牌，夹缝中的中国社会党处境尴尬，而江亢虎的得力助手陈翼龙被捕杀，更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停止，江亢虎也再一次赴外游历。
江亢虎的建党活动声势大实效小，不过以今人的眼光观察，江亢虎及其党似乎更像西方传统的政党。其党纲中规定：“党员得在本党宗旨范围内，以个人意志自由行动。凡了解且信从本党宗旨者，皆得为党员……党员不分国界、种界、宗教界，无论男女，对于本党义务权利平等……党员违背本党宗旨，经党员弹劾，各该部调查属实，由本部宣布除籍。”不能不说，像这样如此强调党员平等权利的政党，近代史上并不多见，中国社会党这种风格的奠定当然是和其负责人江亢虎的理念分不开的。
1934年，江亢虎结束海外游历，回到国内。形移势变，江亢虎不再是思想领域的风云人物。江亢虎即使想勉力弹奏一点“新社会主义”的新曲，听者也日稀。一直到抗战爆发，原避居香港的江亢虎受汪精卫之邀，由港到沪，出任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后升任院长，这才吸引了一点目光。
在汪伪政府中，江亢虎作为部长级人物，是“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抗战结束后便也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汪伪巨奸之一，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审判。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记录了审判的全过程。
江亢虎为什么会从弄潮儿而一变为落水者？考抗战之初，江氏并不是低调论的主和者，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论述中国抗战的意义时说，此次抗战不仅仅是为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战，更是为世界和平、反帝国主义和东方文化而战。这样一个高调论者为什么也会和汪精卫等看不到中国抗战前途的人一样，成为汉奸？有论者认为“这除了说明江亢虎是个狡猾的变色龙和无耻的政客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云云，这当然顺理成章，不过也嫌太省事了些。
江亢虎在法庭上曾经“剖白”参与汪伪政府的初衷，“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且据汪称日本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归还中国领土，尊重我国主权，故与汪合作”。虽然自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初，蒋汪“唱双簧”一说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一度颇有市场，但江亢虎的辩称当日就被法庭认定为“狡饰之词”。不过，江亢虎的纵身入水显然并非全无脉络可寻。笔者以为，第一个线索应该追论到江亢虎的反共思想。主张社会主义的江亢虎居然会反共，其实并不奇怪。社会主义是江亢虎进行社会变革的理想，但随着中共的建立和开展活动，他转而认为这是苏俄“祸水东引”阴谋的一部分，必须坚决抵制。早在1926年，他就在一封求见王怀庆（时为北洋政府讨逆军总司令）的函中自道心曲：“不佞倡道社会主义最早。但自五年前第二次游俄归来，深感赤化侵略之危机，奔走号呼，力谋补救。”而“共同防共”则正是日本政府最乐于向对赤化充满恐惧的人们抛的一个“香饵”，并几次三番以此诱引国民政府放弃抵抗以图媾和。第二个线索则可以追论到江亢虎“勉为正角”的人生理想。从少年时期，江亢虎就努力“勉为正角”，一度也实现了这一理想，可是时也命也，1930年代的江亢虎尽管余威犹在，但和当年风云际会相比，显然是大为落寞了。江亢虎决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始终想做时代舞台上的正角、主角，但最后却以丑角落幕，“勉为正角”的理想成就了江亢虎，也害了江亢虎。就像胡适在汪精卫病毙日本后对汪的分析：汪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情结。想做“正角”的江亢虎和以“烈士”自居的汪精卫，最后居然都以“落水者”而终局，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后人不能不深致慨叹。
至于江亢虎在汪伪政府中的作用，江亢虎“自白书”中回顾：“在职四年余，从未与闻行政、外交及军事。”这应该不算虚言。以汪伪政府的权力机构论，除了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罗君强、李士群等有限几人，即使像江亢虎这样位居部长，也只能说是“备位”罢了。江亢虎以考试院院长之尊，在开了几次会讲了几次话、画了几个诺之后，大概就能发现自己不过是别人请来装饰的“花瓶”而已，“勉为正角”也许只有求诸梦寐了，不过这并不能减轻其人对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恶。1946年，南京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江亢虎无期徒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从此江亢虎在狱中度过余生，直至中共接管江亢虎所在的监狱。1954年12月7日江亢虎病死于狱中。
江亢虎临死前夕，曾通过改造学习，写下了《十大罪状自白书》，其中包括“官僚家庭出身，封建意识作祟”、“轻视劳动，虽有知识，毫无实践”、“低估人民力量”等等。与他在国民党掌控中拒不认罪的顽固态度相比，已完全不同了。
“勉为正角”的江亢虎正如邓云乡所说“知者已少”，今日之一切“果实”，虽然是江亢虎个人种下的，但这并非是“勉为正角”这一理想的错。人云“人生的紧要处只有几步”，江亢虎的人生中，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呢？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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